跨文化視野中的異化/歸化翻譯論文
直譯與意譯是歸化和異化討論的源頭，不少學者常常把它們放在一塊來討論。今天本站小編要與大家分享的是：跨文化視野中的異化/歸化翻譯相關論文。具體內容如下，歡迎參考閱讀：
[摘要]最近，翻譯界對歸化和異化的討論很多，散見於國內的各種外語類學刊，〈中國翻譯〉2002年第5期還專闢一專欄來討論這一問題，這些文章大大推動了“歸化”和“異化”的研究，但這些文章更多是停留在語言研究的層面，本文將從跨文化的角度來探討文學翻譯中的異化現象。
[關鍵詞] 歸化;異化;翻譯;跨文化;後殖民主義
[論文正文]
跨文化視野中的異化/歸化翻譯
一、 引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國內的外語類學刊發表了不少有關歸化和異化的文章，這些文章努力將西方文學批評和比較文學理論中關於歸化和異化的討論運用於翻譯理論和實踐之中，有的文章高屋建瓴，從文化的角度對直譯和意譯作出概括，還有的文章運用關聯理論來尋求歸化和異化的最佳關聯點，這些文章從不同的角度拓寬了歸化和異化的研究。
但歸化和異化翻譯的討論仍存在一些誤區，最明顯的是將歸化與異化翻譯等同於直譯與意譯，將文學策略和文化的意識形態同語言的策略和翻譯的技巧等同起來，從而將關於歸化和異化的討論拉回到傳統和經驗的討論之中，這樣做有礙歸化和異化翻譯研究的發展。《中國翻譯》2002年第5期有王東風和葛校琴等的文章，探討“歸化”和“異化”翻譯的研究方向及存在的問題，是歸化和異化翻譯研究的新成果。本文將從跨文化的角度來探討翻譯的歸化和異化問題，
二、 關於“直譯”與“意譯”
直譯與意譯是歸化和異化討論的源頭，不少學者常常把它們放在一塊來討論。王東風在“歸化與異化：矛與盾的交鋒”一文中就對它們作了比較深入的探討。文章開門見山地指出，“歸化與異化之爭，是直譯與意譯之爭的延伸，可謂由來已久。”但他沒有將它們簡單地歸於一類，而是指出：“歸化和異化可看成直譯和意譯概念的延伸，但並不完全等同於直譯與意譯。… 如果說直譯和意譯是語言層次的討論，那麼，歸化和異化則是將語言層次的討論延續升格至文化、詩學和政治層面。也就是說，直譯和意譯之爭的靶心是意義和形式的得失問題，而歸化和異化之爭的靶心則是處在意義和形式得失旋渦中的文化身份、文學性乃至話語權利的得失問題。”(王東風，2002：24-25)筆者基本上贊同上述觀點，並就直譯/意譯與異化/歸化翻譯補充一點自己的看法。
在談到直譯和意譯時，人們常常用英文詞語literal translation 和free translation。此時人們關心的是語言層面的技術處理問題，即如何在保持原語形式的同時，不讓其意義失真;而意譯則認爲語言有不同的文化內涵和表達形式，當形式成爲翻譯的障礙時，就要採取意譯。還有人提出形合與意合來與直譯和意譯對稱。在中國的翻譯史上，贊成直譯和意譯的均有人在，初期佛典翻譯中的文質說，唐代玄奘的“求真”與“喻俗”，近代有嚴復的“信達雅”及魯迅的“寧信而不順”與趙景深的“寧順而不信”等，都是從直譯和意譯的角度來探討翻譯的原則。
我們並不反對將直譯/意譯同歸化/異化翻譯放在一塊討論，但我們應該注意到它們之間的相似和差異。以往，歸化/異化翻譯同直譯/意譯的相似性討論的多一些，但它們之間的差異就沒有得到充分的討論。直譯和意譯是翻譯的兩種主要的方法，它們並非是排斥性的，相反，它們是互補性的。在同一翻譯中，直譯和意譯都可能有。文體也有關係，在有些文體中，意譯會多一些，而在另一些文體中，直譯可能會多一些。關於直譯和意譯的討論，譯界已基本上達成共識。直譯和意譯不等同於有些人所說的死譯和胡譯。魯迅和其弟周作人的直譯作品《域外小說集》曾招來許多的批評，被視爲直譯的代表。
一些學者談到魯迅，必將提到他的翻譯主張“寧信而不順”，而忽略了其他。其實，魯迅關於直譯的真正含義是他在《且介亭雜文二集》的“題未定草”中所說的：“凡是翻譯，必須兼顧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持原作的丰姿。”可見，魯迅並非不要順，只是在兩者不可兼得之時，才寧取信而舍順。魯迅的“硬譯”，決不是生搬硬套，也不是逐字翻譯，而是在引介外國進步文學作品的同時，努力輸入新的表現方法來豐富漢語的句法與語彙。“易解”與“丰姿”纔是魯迅關於直譯的真正內涵。
那麼，周作人又是如何看待直譯呢?1925年周作人在其“陀螺序”中提到：“我現在還是相信直譯法，因爲我覺得沒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譯也有條件，便是必須達意，盡漢語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保存原文的風格，表現原語的意義，換一句話說就是信與達。”什麼樣的翻譯是死譯和胡譯呢?周作人用了兩個很有趣的例子。如英文的“lying on his back”， 如果譯成“臥在他的背上”便是死譯，如果譯成“坦腹高臥”便是胡譯，它的直譯應該是“仰臥着”。當然，我們今天偶然還能看到少數關於直譯和意譯的討論，但有新見者鮮寡。
翻譯的歸化/異化(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and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是在1995年由美國學者L. Venuti(文努迪)所提出的，而這一術語又直接來源於德國學者Schleiermacher (施萊爾馬赫)1813年宣讀的一篇論文。Schleiermacher着重探討了翻譯與理解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指出翻譯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讓讀者靠近作者，另一種是讓作者靠近讀者。如果讓讀者靠近作者的語境，他就能感受到異國的情調。在這兒， Schleiermacher使用了foreign 一詞。[1] 根據上述兩種翻譯情況，Schleiermacher提出了以作者爲中心的譯法和以讀者爲中心的譯法，這一做法突破了傳統的直譯和意譯的界限，對後來的學者產生了很大的影響，Venuti的異化/歸化觀無疑受到Schleiermacher理論的啓發。不過，Schleiermacher的理論是基於德國的闡釋學之上，而Venuti卻將Schleiermacher的論點放在後殖民的語境下來考察, 從而得出了異化的翻譯主張。
Venuti爲什麼十分青睞異化的翻譯呢?我們可看看他在《翻譯再思》一書中的一段話。他十分欣賞布朗紹的名言：“翻譯是純粹的差異遊戲：翻譯總得涉及差異，也掩飾差異，同時又偶爾顯露差異，甚至經常突出差異。這樣，翻譯本身就是這差異的活命化身。”在他看來，差異在翻譯中被弱化的原因有二：
首先，長久以來，翻譯的討論被遮蔽了，它在目的語座標的價值體系中處於邊緣化地位，差異非但沒有活現，反而處於融化的過程之中。
其次，英國和英語的價值標準，在戰後形成了全球性的優勢，從而更加確定了英美國家主義文化的語境。這種語境只接受在意識形態上符合英美文化的意識形態的外語文本。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歸化的翻譯爲了迎合接受者的口味，總是依照譯入語的特定的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的規範對譯入文本進行調整，弱式文化只得聽從英美文化的擺弄，成爲殖民者進行文化殖民的工具。(參見Venuti 1992)
近十年來的有關歸化與異化的翻譯討論，是以1987《現代外語》上登載的論文“歸化----翻譯的歧路”而開始的。然而，該文作者可能不曾料到異化與歸化會作爲一對新的理論範疇而得到廣泛的討論。西方學者討論的歸化與異化這一對術語並非是互補的，而是相互排斥的。美國學者Venuti在討論異化翻譯時，對歸化翻譯的策略作出了描述：遵守目標語文化當前的主流價值觀，公然對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從而達到讓譯文符合本土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的需求。歸化翻譯的最大特點就是採用流暢地道的英語進行翻譯，在這類翻譯中，翻譯者的努力被流暢的譯文所掩蓋，譯者爲之隱形，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也被掩蓋，目的語主流文化價值觀取代了譯入語文化價值觀，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譯作由此而變得透明。
從後殖民理論吸取營養的異化翻譯策略則將歸化翻譯視爲帝國主義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謀，是文化霸權主義的表現。所以，Venuti提倡異化的翻譯策略。根據這一策略，譯者和譯語讀者在翻譯的過程中努力擺脫來自強勢文化的羈絆。異化翻譯並不應理解爲對應的翻譯，它並不能提高譯文的忠實性。後殖民學者Robinson認爲異化翻譯與直譯和逐字翻譯相關聯，只是沒有直譯那麼極端，因爲他們並不堅持在翻譯中恪守原文句法序列中的個別詞語的意義，但卻堅持要保留原味。(參見王東風，2002：26)在異化翻譯中，新的東西可能會加進去，從而達到凸現譯者的身份，提高翻譯的地位，並且對翻譯的文化霸權進行有力的回擊。
可見，西方學者的歸化/異化翻譯是處於政治意識形態中的兩個對立的概念，處在話語權利的兩個極端，它們不存在調和或妥協。這與我們前面討論的直譯/意譯明顯不同。但我們很多的討論是把它們當作對等的概念來對待的，這樣做，可能會帶來理論上的誤解和實踐上的困惑。
三、 漢語中的歸化/異化
在英漢語中，異化與歸化的內涵究竟有多寬?這是我們在研究和討論歸化/異化與直譯/意譯時得注意的問題。歸化/異化翻譯的英文表達是domesticating /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它雖然和我們今天探討的free translation / literal translation有某些相同之處，但就其本質而言，存在明顯的差異。當我們說直譯/意譯和形合/意合，前者是方法，後者是結果，如果我們再說神似和形似，則是對這一結果的描寫。歸化/異化與意譯/直譯卻是兩個不同的範疇，猶如兩個圓，其邊緣只有小部分重疊。異化/歸化翻譯的結果不能用形似和神似來描述。異化和歸化是一種策略，在實踐中，直譯、改譯、增譯等方法都可能被採用。作爲一對專有翻譯術語， Foeignizing translation /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只是在最新的英文學術著作中得到闡述。而free translation / literal translation 則不然。“看一個翻譯是歸化翻譯還是異化翻譯，完全取決於文化形態的重構，翻譯在這一形態中得到生產和銷售;什麼是歸化或異化只有在考慮到改變譯入語文化的價值關係時才能得到界定。”[2](Mona Baker, 1998:243)
“當前在對‘歸化’問題的認識上，譯界同仁應該區分歸化法的兩種前提：一是忠實原則下的歸化，二是非忠實前提下的歸化。前者總體上是規定性的，後者則是描述性的;前者是原語中心論的，後者則是譯語和譯語文化取向的。”(葛校琴，2002：33)這一區分基本上是對的。然而，我們還可對它們的性質作出區分：忠實原則下的歸化是語言層面的，關心的是翻譯的藝術效果，是一種翻譯的方法;非忠實前提下的歸化是文化層面的，關心的是翻譯的意識形態，是一種翻譯的策略。至今我們討論的翻譯研究存在兩種不同的異化和歸化，第一種是Venuti的術語，已在在前面提到，另一種是一些中國反覆使用的歸化/異化，筆者用英文的assimilation(adaptation)和adaptation來指代它們。異化和歸化翻譯表現爲文化的思考，從翻譯的意識形態看其對文學乃至文化產生的影響，屬於文學批評和哲學範疇。帶有後殖民的解構意義的異化一詞運用到翻譯之中是近幾年的事，反映在翻譯實踐上，主要體現爲以書寫符號爲表現形式的文學翻譯。
西方學者用一個圖表來大致顯示Jerome對不同性質的翻譯所作的區分[2]，根據當前關於翻譯的歸化/異化討論，筆者同樣想借用兩個圖表來揭示它們之間的差異：
1.(If translation is carried out on the dimension of linguistics
2. (If translation is carried out on the dimension of cultural studies)
上述圖表說明了傳統意義上的異化/歸化和現代意義上的異化/歸化具有不同的功能與目的，在漢語中我們用同樣的詞語來表示它們，但在英語中，語言層面的歸化/異化是用assimilation (adaptation) / alienation來表達的,而文化層面的歸化/異化是用domesticating/ foreignzing來表達的。當然，我們也可象處理文化一詞一樣，用首字母大寫的Domesticating/ Foreignzing來指作爲文化策略的歸化和異化，用首字母小寫的domesticating/foreignizing來指當今文化層面上的直譯。小寫字母的歸化/異化是意譯/直譯的延伸與發展，而大寫字母歸化/異化是意譯/直譯的革命，開拓了翻譯研究的新的領域。
四、 歸化與異化的理論與實踐
國內學者將歸化/異化和直譯/意譯等同的現象在葛校琴文章中得到了討論。葛在探討這一對概念時有一個前提，即在拋開歸化/異化的當下語境，而且根據的是字面意思。
歸化/異化的兩種翻譯傾向自有翻譯以來就經常交鋒，在上一個世紀，有圍繞魯迅的“硬譯”而展開的洋化與歸化之爭。在此以前，嚴復、林紓、梁啓超等人的翻譯，均可視爲歸化的翻譯。“魯迅的‘硬譯’及他的翻譯思想是出於他‘反對封建主義，改造國民性’的理念。但魯迅的意圖招致了誤讀，‘硬譯’的倡議最終淹沒在歸化論的喧囂聲中。後來傅雷的‘神似’論、錢鍾書的‘化境’說可以說都是歸化論的延伸。
可見，歸化/異化的討論往往都是歸化論佔上風，雖說大家都贊成要保留洋味。”(葛校琴，2002：33)葛文是針對國內興起的新一輪歸化/異化討論而來的。因爲在這次關於異化/歸化的討論中，人們幾乎“一邊倒地認爲翻譯應該提倡異化”。
客觀地說，葛的提醒不無道理。但筆者覺得葛所提醒國內有關歸化/異化翻譯學者的問題，要辨證地對待。我們的一些學者在響應西方學者提出的歸化/異化翻譯主張的同時，提高了歐化翻譯即當年魯迅所提倡的並受到梁實秋等人詰責的“硬譯”的地位。當年魯迅曾希望翻譯能夠給傳達新思想，併爲中國的語言引進新的表現形式，從而給中國文化輸入新的血液，帶來新的生機。遺憾的是，在上世紀，歸化/異化的討論往往都是歸化論佔上風。雖然我們不能排除今天的一些學者存在理論上的誤讀，即他們希望接受Venuti等西方學者的觀點，但在實踐上卻未能得到很好的貫徹，但他們的呼籲和實踐卻創造了異化/直譯的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使翻譯研究從過去的語言層面上升到文化的層面，直譯的方法得到廣泛的認可。
所以，我們要辨證地對待這一問題。首先，我們對西方的歸化/異化翻譯策略要有更多的評介，如果理論上淺嘗輒止，我們的研究的可行性就會大打折扣;其次，位於語言文化層面的異化/歸化討論是可以接受的，但這些研究不應該臉譜化，帶個面具，放進一些例句，就把文章寫出來了，這樣做，無疑會降低翻譯研究的學術地位。再其次，異化/歸化策略的討論如何能同翻譯的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更緊一些，這可能是翻譯理論建設中的一個重要課題，我們不僅要從傳統的翻譯理論上考慮，還要從跨學科角度去考慮翻譯理論的建構，惟有如此，我們的翻譯研究才能不斷保持生機勃勃。
五、 結語
異化與歸化的翻譯策略的討論沒有結束，還會繼續下去，我們應從跨文化的視野去思考異化/歸化問題，這樣，它的影響才能得到充分的體現。我們可以肯定，這一討論，不僅對翻譯研究，對文化人類學、社會學、比較文學等都將產生積極的影響。
注：
[1] Schleiermacher 的原語是：The translatora can either leave the writ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bring
the reader to him, or he can leave the read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bring
the writer to him. (Schleiermacher, 1838:47, as translated in Wilss, 1982:33)
‘Bring the reader to the original text’ would correspond to requiring him to
process the translation in context of the original; ‘[The translator] thus tries to
transport [the reader] to its location, which, in all reality, is foreign to him.’
(Schleiermacher, 1838:219, as translated in Wilss, 1982:33)
[2] 黑體系作者所加。
[3] 在Mona Baker 主編的《翻譯學大詞典》中，Jerome關於直譯與意譯關係的描述是通過下圖來表現的：
1. (If free translation is not bad translation)
2. (If free translation is no translation)
[4] 不過，Gentzler 認爲，Venuti的理論與後現代主義比較更顯得現代派一些，他的理論的轉向仍舊根植於若干世紀來的“忠實”與“意譯”翻譯的爭辯之中。參見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Revised 2nd editi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第4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