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小說風格翻譯問題淺談
【關鍵詞】中英小說；風格；翻譯
一、“風格”可譯的理論依據
風格是否可譯呢？回答是肯定的。風格不但是可譯的，而且風格的翻譯對於文學翻譯而言，還具有重大意義。
首先，風格是客觀存在的，是具體可感的並具有現實、具體的內容，不是看不見、摸不着的神祕的東西。這是業已公認的事實，所以也就自然排除了風格的神祕性和縹緲性。“風格問題是文學翻譯的核心問題，譯出風格是文學翻譯的全部指歸。每個民族都希望把別的民族的具有獨特風格的優秀作品譯介過來，以豐富本民族的文學寶庫，或供閱讀欣賞，陶冶性情；或供創作借鑑，推陳出新；或供批評研究，對比反思。這就是要譯出風格的重要意義。”
其次，茅盾先生曾經指出，文學作品是用語言創造的藝術，即通過藝術的形象，使讀者對書中人物的思想和行爲發生強烈的感情。文學翻譯是用另一種語言把原作的藝術意境傳達出來，使讀者在讀譯文的時候能夠像讀原作一樣得到啓發、感動和美的享受。然後運用適合於原作風格的語言，把原作的內容與形式準確恰當地再現出來。根據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語法理論，任何語言的表層結構雖然不同，但其深層結構所表達的內容是相通的。因此，翻譯可以用一種語言再現另一種語言的深層結構，也就是再現其神韻。事實上，一部文學作品的風格，是通過語言來體現的。一般說來，如果這部文學作品的語言準確無誤地譯成了另一種語言，那麼就可以說，這些語言所負載的風格因素也就或多或少地隨之翻譯過去。
最後，中西方風格相同或相似的作家的大量例證爲風格翻譯提供了事實依據。樑宗岱先生曾把李白和歌德這兩個生活年代和地域相距如此遙遠的作家進行比較，認爲無論是對抒情詩的觀念，還是創作手法，歌德的詩都與我國舊詩非常接近，而他與李白尤其相似的地方“一是他們的藝術手腕，一是他們的宇宙意識”。這裏的“藝術手腕”即創作風格。奚永吉先生將曹雪芹和莎士比亞這對身處異時、異地的偉大作家相比較，認爲“兩者在其本身的心理形式、精神世界乃至創作風格上存在着某種同構對應之處”。他們都運用了反證、雙關、人物性格語言等相同的藝術表現手法，而研究不同譯家對《紅樓夢》與莎劇的翻譯，卻發現“文筆雖異，其致無二”。
二、“風格”可譯的實踐證明
風格可譯不僅理論上存在可能，更被中外譯者的翻譯實踐證明是可行的。譯作中能傳達出原文的“意”、“味”、“氣”、“韻”等各種風格之美者不勝枚舉，可以說，每一部成功的譯作都較好地傳達了原文的神韻和風格。舉個大家熟悉的例子，培根的論說文OfStudies以其略帶古風而文詞練達的風格受到讀者喜愛，王佐良先生的譯文又何嘗不是這樣，“讀書足以怡情，足以傅採，足以長才。”惟妙惟肖地傳達了原文“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的寫作特點：簡約、典雅，又具睿智和風趣。
王爾德的《快樂王子》是篇優美的散文似的童話，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大人和孩子，中國的讀者們正是因爲有了巴金先生那傳神的譯文才得以欣賞。下面我們來欣賞一下原文和譯文的片段：
(1) “Why can’t you be like the Happy Prince?” asked a sensible mother of her little boy who was crying for the moon. “The Happy Prince never dreams of crying for anything.”
“你爲什麼不能像快樂王子那樣呢？”一位聰明的母親對她那個哭着要月亮的孩子說，“快樂王子連做夢也沒想到會哭着要東西。”
(2)One night there flew over the city a little Swallow. His friends had gone away to Egypt six weeks before， but he had stayed behind， for he was in love with the most beautiful Reed.
某一個夜晚一隻小燕子飛過城市的上空。他的朋友們六個星期以前就到埃及去了，但是他還留在後面，因爲他戀着那根最美麗的蘆葦。
(3) “Shall I love you?” said the Swallow, who liked to come to the point at once, and the Reed made him a low bow. So he flew round and round her, touching the water with his wings, and making silver ripples. This was his courtship, and it lasted all through the summer.
“我可以愛你嗎?”燕子說，他素來就有馬上談到本題的脾氣，蘆葦對他深深地彎一下腰。他便在她的身邊不停地飛來飛去，用他的翅子點水，做出許多銀色的漣漪。這便是他求愛的表示，他就這樣地過了整個夏天。
原文使用的是口語化的語言，流暢質樸，譯文同樣清新動人，讀起來朗朗上口，如母親對孩子說的話用適合孩子的語言：“連做夢也沒想到”，口語化的用詞還有“戀着”、“不停地飛來飛去”、“用他的翅子點水”等等，一如原文那麼清新、明麗。
三、“風格”的可譯性的限度
1、“神似”或“形似”
雖然可譯性是客觀存在，但是可譯性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文學作品的翻譯只能做到近似而不能做到相等。由於不同民族的語言詞類和語法結構不同，修辭格律和概念的表達方式各具特色，因而出現了翻譯中的可譯性限制問題，其中原作語言風格獨特就是限制可譯性的一個方面。我們知道，每一種語言都含有自己的文學形式和修辭手段，如詩歌、雙關語、韻律、節奏等。人們在利用語言的認知表達功能時，常會有意或無意地展示該語言的形式特點，以便產生某種修辭或美學效果。而翻譯就是要以一種語言形式改換到另一種語言形式，因此原語特有的形式特徵就不可能全部譯到譯語中去。在這種情況下，譯者就需要做出選擇：“神似”或“形似”。
許淵衝在《再創作與翻譯風格翻譯》中認爲，風格有“神似”和“形似”之分，在“形似”的譯文和原文的內容有衝突時，翻譯只能“神似”，翻譯要使讀者愉悅，得到美的享受，彷彿原作者在用譯語寫作，這就是再創作。錢鍾書先生對風格的翻譯也有著名的論斷：“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不能因語言習慣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風味，那就算得於‘化境’”。
因此，在翻譯過程中當譯者遇到以原作的語言形式特點爲修辭手段來表達某種意境或美學效果時，便只能用譯語的語言形式特徵來替代，以取得與原作相類似的藝術效果。
2、譯者的風格
翻譯的風格問題之所以爭論不休，難以達成共識，除了因爲文學作品的風格本身錯綜複雜，難以翻譯之外，也因爲翻譯存在着雙重風格的問題，即在強調忠實地傳達原作風格的同時，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譯者的風格問題。原著者的風格和譯者的風格交織在一起，使事情複雜化了。
一部文學作品的藝術風格，說到底應該是作家的思想氣質、文化修養、語言功底和生活積累等基本素質的體現。譯者翻譯一部作品，最高目標是要忠實地再現原著的藝術風格。這種再現能達到何種程度，無疑也要受譯者的思想氣質、文化修養、語言功和生活積累等基本素質的制約和侷限。譯作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譯者個人的烙印。例如譯界圍繞着《紅與黑》的譯本所開展的批評，主要集中於羅新璋、許淵衝、郭宏安和郝運的四種譯本。四種譯本四種風格，到底哪一種譯本忠實於或接近於原著的風格？要準確、公正地做出評價並不那麼容易，主要因爲這其中摻雜着譯者個人的風格。老實講，即使在羅、許、郭、郝四位先生着手譯《紅與黑》之前，把他們召集起來，討論一番，對這部經典名著的風格達成統一的認識，而後他們各自譯出的本子，恐怕也不可能像一個模子裏倒出來的一樣，而仍會各有各的特色。這正是譯者的個人風格在發生作用。
因此，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風格。文學翻譯中怎樣既能體現出原作的風格，同時又能保持譯者的風格，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並反映在譯文中，這是翻譯工作者必須明確的問題。譯者不能像作者那樣，根據自己的風格習慣來選擇素材、構思情節、塑造形象和渲染氣氛。他必須忠實於原作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意境，時刻意識到自己是溝通作者和讀者之間的紐帶和橋樑。但這也不等於說譯文中絲毫不得體現譯者的風格。文學作品是作家用自己的價值觀和審美觀來以藝術的形式再現現實生活，所以每個譯者在觸及某一主題、翻譯某一著作時總有自己感情和藝術風格的流露也是很自然的事。但這種流露是以和原文的風格保持一致爲前提的。作爲譯者，應該在不違背、不損害原作的意蘊、風貌的限度內去發揮自己的創造性，以自己獨特的文學風格爲自己的譯文贏得讀者。譯者的風格應儘量讓自己的風格和作者的風格保持一致，這種一致應體現在題材、體裁、文體和作家風格等方面。所以，譯者的風格和作者的風格之間的關係應是“並行不悖、相互映襯”的。魯迅先生的譯作《死魂靈》就是這樣一個最好的例證：譯者將自己的辛辣深刻的風格和原作者那詼諧諷刺的風格融爲一體，令人拍案叫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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